記者采訪了杭城10位小學校長，每一個人都表達了這樣一個相同的觀點：表揚與批評，獎勵與懲罰，是教育的兩種最主要的方式，缺一不可。只是，現在時代變了，我們的學校教育應該用一種什么樣的懲戒方式，讓教育的這種手段能在老師、家長之間達成共識，這將是一個重要課題。在懲戒學生這一點上，說實在的，要把這個分寸拿捏準確并不容易。（12月10日《錢江晚報》）

當“熊孩子”越來越讓人手足無措，當校園暴力和校園欺凌越來越讓人瞠目結舌，許多人便開始發出這樣的呼吁：學校老師該行使必要的懲戒權來管管他們了。

然而，法理與情理卻并不一定總是一拍即合的，“法無授權不可為”，至今為止尚沒有任何法律條文愿意為教師懲戒權“出頭”。而另一方面，“熊孩子”的保護傘卻往往更多：《未成年人保護法》等多項法律法規，家長的庇護，社會的輿論等等。

雖然山東青島、江蘇常州等地進行了一些探索和嘗試，但在這個人人都是“教育專家”的時代，在這個教育生態尚需完善的時代，教師別說必要的懲戒權，就算是正常的教育教學，有時候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觸動了哪顆地雷而引火燒身。

事實上，教師懲戒權并不僅僅是教師的懲戒權。因此，那些諸如“該不該懲戒”“如何懲戒”之類的話題，就不應該只在教師身上來做文章，甚至只把教師當作指手畫腳的唯一對象。

有人認為，“管教孩子，避免他們出現行為偏差有三道基本防線，第一道防線是父母，第二道防線是學校，最后一道防線才是司法。”

學校防線是眾所周知的，也確實應當肩負起重要的責任。但學校職責并不完全等同于教師職責，學校權利也不完全等同于教師權利。一直以來，公眾的爭論焦點更多的主要集中在教師使用懲戒權的必要性、適度性等層面上，至于學校在這方面該如何定位，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往往比較模糊；而教育行政部門該如何主動作為、精準作為，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更值得關注和期待。

比學校防線更重要，也是可以終身有效的，是父母防線，或者是家庭防線，因為家庭教育對孩子的影響是最基礎性的，也是終身性的。一個無法回避的現象是：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當“熊孩子”的言行出現偏差需要糾正時，許多家庭更多的是回避，是護短。還有一些家長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自己對孩子束手無策或者根本不愿意嚴加管教，另一方面又希望學校及老師在教育時要顧及到孩子的敏感性，甚至還有家長要求“教師在對孩子進行懲戒之前要先和家長進行溝通”，否則“會有意見”。家長的心情和做法都可以理解，教育的任何手段本來也不是以懲罰為目的。但存在并非即是合理，人為地設置條條框框，懲戒權的功效也必然會大打折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孩子的脆弱和敏感不正是家庭或社會毫無底線的包容、縱容、溺愛所造成的嗎？

“你不教育孩子，總有人替你狠狠地教育他。”當父母防線崩潰，學校防線失守，社會教育便順位而上，帶有強制性的司法防線或許可以起到補救的作用，但那種懲及所帶來的副作用有很多其實是完全可以預防和避免的。

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當事人”不容我們忽視，那就是孩子自身，所以我們談論懲戒權也就不能局限于在“老師、家長之間達成共識”。

教育從來都不是哪一個人的“單相思”，立足于實際，放眼于長遠，多措并舉，各盡其職，才能最科學、最充分地發揮懲戒權的力量，實現其最基本、最核心的育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