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陸貧困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教育也不例外。自去年七月來到云南元陽縣這個國家級貧困縣掛職、協助分管教育的半年多來，我的派出單位上海財經大學在人、財、物各方面對這里的教育扶貧工作提供了全面支持。這個過程中，我越來越體會到，教育均衡發展之間的區域差異和城鄉鴻溝，的確有望通過點滴努力而逐漸縮小。這種信心不是錢砸出來的，而是基于對教育制度變化趨勢的一種預期和判斷。

新高考改革隊伍中的“后衛”，也在摩拳擦掌

前不久，我去相鄰的一個縣城的一所重點高中，實地考察他們試行了半年的“分層走班”教學改革。其實，這就是在新高考改革全面推進過程中，學校自身教學理念和管理模式的一種自主探索。這所高中也和上海的學校一樣，嘗試打破原有固化的行政班建制，實施選課走班分層教學。偌大的高中教學樓里，高中生像大學生一樣，在不同的教室中組成一個個流動的班級，課堂很有活力，教學也井然有序。

云南屬于新高考改革隊伍中的“后衛”，是最晚實施的幾個省份之一。盡管仍然存在不同的聲音，但顯然這場改革的腳步已經迫近。據我所知，在這里，2017年和2018年的高考語文試卷的整體閱讀量已從7000字上升到9000字，到2020年左右還將上升到1.2萬字。這也意味著，在新高考改革全國推開之前，命題的指揮棒就已在引導學校走向必須重視學生課外閱讀和自主學習的道路了。繼續被動等待和觀望的后果，只能是不進則退，甚至顆粒無收。

貧困縣有貧困縣的難處，起點太低，差距太大。元陽全縣去年1100多個考生，一本上線僅六人。但也正因如此，反而也有一種絕處逢生、自我激勵的膽量，折騰一下，未必更差，也許更好。

真正能夠讓世界變平的是教育，是教育帶來知識的共享、觀念的更新和視野的開闊。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一塊屏幕”能夠給貧困地區的孩子帶來什么改變的話，那么縮小與城市孩子眼界的差距，是最重要的。

新高考改革在某種意義上產生同樣的催化效果。眼下正是大學期末考試的時候，前幾天一位老師興奮地對我說，他發現大一、大二這兩屆學生的課程論文水平，整體要比前面幾年好很多。我也深有同感。我的一個猜測是，這兩屆學生進入大學的閱讀量起點，就比以前的要高，這可能與新高考改革之下高中教育思路的轉變有莫大的關聯。這種不可阻擋的趨勢甚至讓遠在西南國家級貧困縣的我都已感受到了。相比前面提到的鄰縣的教育水平，我所在的元陽縣還是相對落后的。縣里的兩個高中校長都憂心忡忡地談到，必須馬上啟動選課制改革和擴展學生的閱讀量了。

要知道，高中搞選課制，要滿足一些基本的硬件條件。比如，必須做好1/3左右教室輪空的準備。簡單地說，如果教室不夠用、教師配備不足的話，要么課程開不出來，要么教室安排不過來，最終都推行不下去。即便如此，這里的學校也都摩拳擦掌，要創造條件推行教改。

鄉村中小學走出困境，“第一推動”只能是教師

高考改革的指揮棒對整個教育領域上下游的深刻影響和改變，可見一斑。當一個教育欠發達的貧困縣都開始琢磨這個事情的時候，江浙滬等發達地區的狀況可想而知，一定是動手更早，影響也更深遠。當然，它的另一個可能后果或有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堤內損失堤外補”：校內看似減負了，校外其實更累了，因為對學生綜合素養的要求其實更高了。

和十幾年前的那種“上課拖堂”或有組織的“補課游擊戰”相比，當下人們的心思更活絡了。那時候是想方設法給你灌輸增量，實際上是用時間換空間，所謂“高觀點下的初等數學”，讓你用超前的高階工具解決低階問題。所以，那些年流行的各種習題集、精編之類“超綱題”泛濫，就是要把你往“高層次”帶。

相比之下，當下的課外培訓機構泛濫卻是“堤內損失堤外補”，“堤外”明顯在挖“堤內”墻角，若是課堂上老師“留一手”，學生再不參加補課，恐怕基本內容都學不到。所以能夠看到當下教育部門的治理思路雙管齊下：既堅定不移地搞“堤內”的“去產能去庫存”，也堅定不移地正本清源、治理“堤外”亂象。

新高考改革的這種指揮棒效應，不僅在發達地區讓新教育理念逐漸落地生根，貫穿學生培養的全過程；也讓發達地區對貧困地區的教育扶貧，有了一個更好的接口，實際上可以一直延伸到義務教育階段中，學生興趣的發現、習慣的塑造和人格的養成。這也是上海市多年來一直探索的“大中小學一體化改革”的成功經驗。

對于貧困山區來說，鄉村教師“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壓力遠比為學生減負迫在眉睫。這半年，我去過30個鄉村中小學，對于師資方面的壓力體會深刻。要讓困難重重、千頭萬緒的鄉村中小學走出困境，“第一推動”只能來自教師。

鄉村教師特別需要被理解，也特別需要培訓的機會。很多城市的大中小學教師對各類培訓并不看重，甚至覺得耽誤時間，但鄉村教師太珍視這些機會。每一次師資培訓、教學比賽，都是對鄉村教師極大的激勵和鼓舞，其實也是讓他們從繁重的教學任務中稍事解脫和放松。鄉村教育尤其要注意因陋就簡、就地取材、因材施教、揚長避短。特別是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更不能盲目跟風、超出自身水平，以己之短去一路狂奔地“唯分數論”。因為一來必須考慮到生源水平的累積改善，不可一蹴而就；二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現有師資很難有較強的駕馭能力，去兼顧應試目標與呵護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必須有所取舍，在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地區鄉村中小學教育應該重在培養與呵護學生的學習興趣。

扶貧先扶志，這比增收多少重要得多

在掛職后我了解到，原來，很多國家級貧困縣里，會同時有各個條線、系統、地方派出的掛職干部。比如元陽縣的縣級干部中，掛職的就有五名。其中，有的企業從1992年就對口援助，主要工作是基礎設施建設、修路、建樓。也有上海各區的對口幫扶，大約從1996年開始，重點在產業扶貧、就業扶貧。而教育部直屬高校的滇西對口幫扶是2013年開始的，主攻教育扶貧、智力扶貧。

當然，我身邊的很多朋友有時也不理解，為什么扶貧這么長時間，還存在這樣大的差距？我一般會打一個比方：這就像小學應用題里經常遇到的那個“灌水放水”的追及問題。貧困地區在努力脫貧，可是發達地區也沒有停步，仍在快速發展。必須承認，消滅貧困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區域的發展也不會是一個靜態的追趕，只能盡力追求“灌水”的速度快于“放水”的速度。

對于教育系統在滇西掛職的這批人來說，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就是教育扶貧光榮而重要。每當看到鄉村中小學里孩子們嬉笑打鬧、聽到校園里的朗朗讀書聲，見證貧困的村莊里建起最牢固最大氣的教學樓，我們都不斷提醒自己，他們是這里的明天、未來和希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徹底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只有靠教育。扶貧先扶志，治貧先治愚，這比今年比去年收入增加了多少、明年比今年收入增加了多少，更加重要。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現掛職云南省元陽縣人民政府副縣長）